「和平」的意念來自希伯來文「Shalom」(平安)一詞。正如猶太人慣常以「Shalom」彼此問候,《和平》月刊祝福大家平安並邀請大家祈禱。祈禱的基礎就是死而復活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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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月《和平》

(譯自耶穌會士 Fr Brian Grogan SJ 全書共十二章的 Pedro Arrupe SJ : Mystic with Open Eyes


(續上)

第四章
廣島縣,1945


從獄中釋放出來之後,伯多祿在1942年負責照管日本的初學生。正當他在準備飢餓的年輕人去牧養日本老百姓的靈性需要時,美國卻以巨款進行曼哈頓計劃 ── 研發原子彈。1945年8月6日,在慶祝耶穌顯聖容的這一天,當全球的證道詞都在傳遞對人類未來所懷的希望,並談到從天而降的神聖火焰時,這枚原子彈投到全無戒備的廣島縣。它觸地的一刻,閃出一道致盲的刺眼強光,發出一聲轟然巨響;是個毀滅性的爆炸,好一個騙人的美麗蘑菇雲。它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浩劫來襲的這一天,伯多祿住在廣島縣郊區的長塚市。他寫下發生在當天,早上8時15分之後,戲劇性的一幕: 當時有道致盲的強光,一個大爆炸,然後門、窗、牆壁,都成了碎片,掉到我們身上。沒有人受傷。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爬上一個山坡,看到腳下的廣島成了個廢墟。日本房屋是用木、紙和稻草蓋成的,當時正值預備早餐的時候,所以,當火焰遇到電流,整個城市頓成了個巨大火海。 伯多祿和他的同伴感到無助:他們跪下祈禱,然後決定將他們的房子作為一所野外醫院使用。滂沱大雨減弱了火勢,十二小時之後,他們可以進入這個被摧毀的城市。他們將一百五十名傷者擠進他們的細小房屋,伯多祿憑著他的醫學知識,把傷者分類。很多都是燒傷的,一些出現大大的水泡。當時沒有人知道水泡由什麼造成;只是在後來得悉,是紅外輻射的惡果。

一間學校的屋頂倒塌,帶走了二百名學童的性命,餘下幾百學童在尋找他們的父母。許多死者的四肢成了石灰。一個坐在銀行門口石級的人,即時被焚化,卻非不留痕跡:石級的表層成了白色,那人坐著的地方成了個石頭上的陰影。許多逃避烈火焚燒的傷者,走入河裏,但潮脹的時候,泥土淹埋他們的半身,把他們溺斃。

伯多祿的書枱成了手術枱。受害人雖然承受著極大痛楚,卻全無怨言。一個全身血淋淋的已婚少年,不停重複地說:「神父,不要怕會傷到我;我可以承受,但求你救救我」。他和恩愛的妻子,留在那裏八個月,終於保住了性命。一些父母發現孩子仍然活著,並與耶穌會士在一起,都無言感激,叩拜在他們的腳前。

就這樣,伯多祿帶著第一隊拯救員從入這慘遭浩劫的城市。他把傷痕纍纍的人帶返他們的住所。他們有被火燒傷的,有被水煮熟的,有被剝皮的,喪失聽覺的,喪失視覺的,但都是生還者。他們都是在後來才知道,自己是原爆的生還者:一個新的詞彙進入了世界的字典。他後來說:「我們成了這個實驗的首批白老鼠」。官方警告他們這個小隊:「不要進入那座城:空氣中的氣體,在未來七十年,仍可致人於死地」。但他們仍然進去,火化了五萬具屍體,並至少照顧了十二萬傷者的其中一小部分。這是伯多祿到世界各地,為日本的使命募集人力物力時,常常提到的經驗。對他來說,原子彈是「罪孽的奧秘,是一個銘刻在我記憶中,在歷史以外無法磨滅的經驗」。再一次,又是這些老問題:「在這一切當中,天主究竟在哪裏?面對如此恐怖的慘狀,教會及耶穌會士應該擔當什麼角色?」

如果我們問是什麼令伯多祿有這樣的回應,一個依納爵靈修的主題,給我們提供答案。在神操中,依納爵叫他的避靜者問架上的主:「我應該做什麼?」每當有需求浮現,可能天主就需要幫助。所以,在那災難性的一天,伯多祿沒有繼續在彌撒中慶祝耶穌顯聖容節,而是感到被召進入慘遭蹂躪的城市,幫助生命被摧殘的人。

伯多祿繼續留在這個支離破碎的國家,1954年,他被委任為副省長,繼續福傳工作。那是艱難任務:在即將卸下他活躍的職務時,他這樣鼓勵在泰國服務的同袍: 在一個多數是佛教徒,而只有極少數天主教徒的國家,你很難從外看到成果。我想我可以從經驗說!在日本,你可能見到一個堂區神父,十年之間都只不過給了兩個人付洗。問題不在於外表的成效,而是信守承諾。 1958年,耶穌會遍及全日本,他成了省會長,直到1965年,他離開日本到羅馬開一個對未來有重大影響的耶穌會會議。大無畏、不氣餒的他,在當時已環繞地球,奔波了幾次。在他的領導下,日本省會有三百多名來自約三十多個國家的耶穌會士。

反省

一個炸彈的投下,可以有很多形式:突如其來的死亡或疾病,一個折磨別人的悲劇,一個不公義的狀況…… 你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認出這些事件嗎?

我們看到伯多祿怎樣即使資源有限,仍回應了。遇到困難,你會怎樣回應?你有向主求問:「我應該做什麼?」

第五章
總會長,1965


身為戈爾韋聖依納爵學院最年輕的耶穌會導師,我在1965年5月22日,負責在晚餐時分,給團體讀出伯多祿.阿魯伯在接受被選立為總會長時的講詞。他五十八歲,接任做擁有三萬六千名會士的一個修會的第二十八屆總會長。此刻,我們大家都很激動。

他以「外人」身分,參加在羅馬舉行的第三十一屆耶穌會大會。他是個來自遠方的謙虛傳教士,只是為嘗試說服他的兄弟,即耶穌會一定要作出徹底的相應改變,以敷當代世界的需求。他的聽眾都很感動;他為日本的使命奔波時,他們已經認識他了。正面的是:他的年齡和健康狀況、他非常熱心、他融入文化的能力、他實現變革的本領、他建立輕鬆和信任關係的天賦、他對修會的認識和他的語言能力。他嘗過廣島地獄的試煉,而無怨無悔。負面的是:太過理想主義化、太過天真的信任、整體策略和組織能力欠佳。

正如之前提到的,他接受委任時的講詞,以耶肋米亞談到自己不會說話開始。然後,他說: 這話表達出我感覺到的渺小。但顯然又是天主的旨意將它成就。「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從未感覺到,主的話如此親切:「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既然是天主的選擇,我更能謙虛地與聖保祿一起說:「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能應付一切」。 更新耶穌會

伯多祿善於表達、鞭辟入裏、既詳盡又容易令人明白,很快成了媒體的寵兒。他有一種天賦能力,能以說服人的方式,推動棘手的理想,至少,為持開放與慷慨態度的人來說,是這樣。他燦爛的笑容,迎來聽眾的積極回應。在動盪的十六年間,他一直充當革新耶穌會的先鋒,並以會長聯會主席的身分,影響了所有其他受依納爵靈修啟發的團體。他的首個任務,是主持推選他為總會長的那個大會。沒有一個大會比這個大會的得著多:耶穌會士的每一個生活範疇,都經過一番仔細審查,以符合最初的依納爵神恩,及在結束的梵蒂岡大公會議的要求。

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的耶穌會生活,要朝向正在浮現的新世界發展,並要以它為中心。意見嚴重分歧,難以調和,是意料中事。面對巨大如山的更新與復興任務,伯多祿的領導是清晰的、振奮人心的、坦誠的。他的其中一個見解:「即使飛行員看不到港口,也沒關係!」常被問到:「修會正向哪裏走?」他會眼神一閃,答:「朝著天主在帶領的地方」。教宗保祿六世一直在監察耶穌會,毫不留情地責斥那些不重視內修或難以管教的耶穌會士。一些主教的報告,令他擔心:他們說,有些耶穌會士似乎為了迎合世俗思想而放棄修會的基本要素。不是所有批評都是錯的。

因此,他的任務是復興依納爵靈修,讓它的精粹在整個修會重現。經歷了幾個世紀,這靈修變得臃腫和死板,由鐘聲和手冊管制。綁手綁腳的侷促環境,僵化了想像力。他形容:須把身陷混凝土中的人釋放,好再委順於天主的手中,做祂得心應手的工具。

他鼓勵以個人風格去管治,也尊重個人的自由和責任,但要求持續內修並以開放態度,迎向當代需求衍生的挑戰。

在眾多差異當中,尋找一個共同的身分,伯多祿採取的方法,是在耶穌會重振聖依納爵的神操。他亦區分了依納爵靈修和耶穌會靈修;前者是給任何一個人,以至所有人的禮物,後者是耶穌會所獨有。

神枯?

伯多祿有時會談到,困擾著不僅僅只是一小撮耶穌會士的神枯。這狀態來自教會的批評、會士還俗及聖召短缺。會士人數,每年銳減一千。同時,缺乏對身分的認同、內部嚴重分裂,及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了解到的每個人都被召成聖,所引申的疑問。當中,梵二的洞悉是:要取悅天主,你不需要是個修道人!許多人便打定主意離開了。

至於使命,他擔憂修會對一個有需求的世界的存在價值: 我恐怕我們耶穌會士只有少許或完全沒有什麼可給予這個新世界,只有少許或完全沒有什麼可說或可做的來證明我們耶穌會士存在的正當理由。我恐怕我們會重複昨天的答案來回應明天的問題,言詞亦不能觸踫人心。這樣,我們就是自己同自己說話。 他仔細地為講座做準備,小心地處理信件,然後就是大型的會議及無論他去到那裏都會起的激烈辯論,就這樣,他任總會長的最初幾年匆匆飛逝。他深刻尖銳的評語,他的真誠和熱忱,特別為在邊緣地區苦幹的會士來說,既具感染力,也具鼓勵性。

反省

你能指出你的限制和你的強項嗎?你相信如果人承認自己的軟弱,就是容許天主自由地工作嗎?

第六章
巨變,1965年之後的日子


耶穌會士和合作伙伴,以祈禱和認真的態度,考量天主可能是在召叫他們去開展的新服務,遂興起了一起去作明辨。住址的選擇,由選擇好要去履行的使徒工作來決定。他們牢記著其中一位創會會士的話:「我們不是隱修士:世界是我們的家」。因為意識到聖本篤愛高山,聖伯爾納鐸愛幽谷,依納爵愛大城市,於是,又是另一次的遷移:他們離開了坐落偏遠地方的教學院,搬到新興的城市。篇幅所限,這裏只能記述經歷了徹底改變的小部分使徒工作。

──── 第六章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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