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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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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7 下午 07: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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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福州教区地下教会，与河北保定、浙江温州及上海并称中国天主教四大“忠贞教区”，在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中享有相当声誉，特别对东南沿海的地下教会有较大影响，曾与温州互为呼应，成一时之盛。然而，就是在“忠贞重镇”福州，自2002年以来，却演出了一场杨树道与林运团师生争权的闹剧，其争夺之惨烈、场面之火爆蔚为大观，为自有地下教会以来之仅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争夺中，梵蒂冈及其在香港的宗座代表的暧昧态度与它们在其它地下教会中一贯明确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委，决不仅仅在于对一个“忠贞教区”主教位置的争夺，而是透过这场地方教会的内部争斗，映现出的，是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当前世代交替的步伐正在日益加快，它的结局将揭示地下教会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发展趋势。因此，就福州内乱这一标本作一些简单的解剖性分析，也就不为无益了。
一、福州内乱的由来及其现状
福州地下教会总主教杨树道在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的老一辈中属于有资望的人物。民国35年，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福州由宗座代牧区升格为教区，且为福建教省之总主教区，由西班牙籍教士赵炳文为总主教。1950年，赵炳文在福州召开会议，指定郑长诚（现福州地上教会主教）等5人依次为主教代理人，杨树道即为5人之一。杨树道是福建连江县人，原在长乐圣若瑟堂做神父，1955年入狱，1981年获释后即从事地下教会活动，以其资历和名望迅速成为地下教会骨干；1988年以非法传教再度入狱，1991年郑长诚经福州教区选举为正权主教后，杨树道再次获释。林运团系杨树道的学生，由杨树道亲自祝圣为神父，并任命其为主教代理人，一旦杨树道总主教和助理主教林佳善出事，即时行使主教职权，全权处理福州地下教会教务。然而，林运团在担任杨树道主要助手后，却虚尊主教，大力培植私人势力，在其周围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林派势力。杨树道与林佳善的权力渐渐被架空，从而引起了他们的警惕。2002年9月18日，杨树道免去了林运团主教代理人的职务，据说还得到了当时的若望保禄二世教皇的认可。此后，杨派与林派对福州教权的争夺愈演愈烈。2004年，林运团拿出一份据说是驻香港的宗座代表刘裕政的函，说是教廷命令杨树道和林佳善“荣休”，由他任福州教区署理主教。杨、林二人当即表示信函真伪莫辨，且宗座代表没有任免主教之权，拒不让位。当年5月2日，林运团自行祝圣为署理主教，5月5日，杨树道发出处罚通知书，自5月10日起，停止林运团施行各种圣事并撤去教会内一切职务。但林运团羽翼已丰，正式与杨树道分道扬镳，福州地下教会呈现两派争权局面。2004年8月17日，林运团因涉嫌盗窃国家机密被捕，获释后声望大起，杨派渐趋式微，但仍努力抵抗，甚至多次发生武力冲突，致使林运团不能充分行使已经获得的权力，林运团为求毕其功于一役，以署理主教身份，于2005年11月17日，将10名本派修生祝圣为神父。杨树道立即作出反应，于12月5日发出处罚通知，自12月10日起停止参与祝圣的郑品官、高依华、林学海、王天官4个林派神父施行各种圣事并撤去他们在教会内的一切职务，还派了林财寿、陈德佑、梁善勇、陈善祈4个杨派神父接管他们的堂区。动作之大，为自有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以来之仅见。林派4神父拒绝交出堂区，两派之争陷入僵局。
二、福州内乱的发展趋势
福州内乱目前虽然处于僵持状态，但这种局面是不会长久的。杨林两派都在积聚力量，作最后一搏。但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其最终趋势已经可以看出来。
1、林运团一派将成为这场内争的胜利方。虽然两派争的都是福州教区的控制权，但两派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杨树道年事已高，今年已届米寿，他的助理主教林佳善也是快80的老人了。即使杨树道在近期出缺，事实上也不可能由林佳善接班。杨树道几度入狱，对党和政府怀有相当强烈的私怨，“为主受难”之心十分坚决，对地上教会相当仇视。他初时对林运团颇为欣赏，视为得意弟子，指定他为主教代理人。后来之所以对其不满，一方面是因为林运团夺权态势日益明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林运团对与地上教会的“合一”过于积极的缘故。因此，杨树道之争，料理后事的意味相当浓重，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其目的是保持福州“忠贞教会”的纯正。林运团则不然，他没有杨树道的包袱，他的目标就是夺取福州教区主教之位，为将来的发展先占下地步。因为目的不同，杨派的举动就时时出现仅凭热情的非理性之举；而相比之下，林运团稳扎稳打，基础牢固，目标明确，一步步取得斗争的优势，并不失时机地将之转化为胜势。这些年来，林运团通过主持修院，培植了大批私人势力，而且此人能力很强，在一批中青年神父中广结善缘，并深入教徒中博感情，得到了多数福州地下教徒、尤其是中青年教徒的拥戴。反观杨树道，死守“总主教”名份，对任何一点可能影响其权威的事都十分敏感，还对身边的人抱有疑心，这种做法无异于为渊驱鱼，把一批态度中立的神父和教徒推向林运团一边。杨树道年纪老迈，朝不保夕，而按天主教现行教会法典，主教虽然可以在上报教廷的前提下指定代理人，以备无法履职时教务不致停顿，但无权指定继位人。林佳善虽是有继承权的助理主教，但也是耋耄老人了，一旦杨树道去世，林佳善又不可能接班，杨派立刻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林运团年富力强，有号召力，而且经过这几年的锤炼，逐渐得到了其它地下教会的认可，所以，林运团只要坚持目前的办法，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只等杨树道一死，这场斗争的主体部分就会以他的胜利而告终。正是因为也看到了这一点，杨树道才愈加焦急，意图利用残余的影响力尽可能地打击林运团。然而，事与愿违，他的每一次失利恰恰都进一步增强了林运团的势力。这就更使得杨树道丧失了基本的形势判断能力而表现出老人特有的固执，这次他一连处罚4名神父，在地下教会中是前所未有的。地下教会神父缺乏，福州教区虽然情况好些，却也不富裕，这一举动只能理解为杨树道的无奈之举。但是，这一行动的结果也如同它的初衷一样不可避免地成为杨树道的又一个笑柄。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举动的受挫使杨树道彻底丧失了对福州大多数堂区的控制力。从地下教会体制而论，杨树道是福州教区主教，同时也是福建教省总主教。但事实上，地下教会各教区是各自为政的，其独立程度比地上教会要强得多。杨树道虽然是总主教，但对福建地下教会的其它教区并无实质领导权，他的立足之本还在于福州教区。一旦失去对福州教区多数堂区的控制，他就没有力量可言。因此可以说，这一事件是杨树道救亡图存的最后一搏。经此一役，杨树道已成强弩之末，今后无论再采取什么样的努力，都不过最后挣扎了。
2、福州教区自身实力和对外影响力都将严重削弱。林运团的胜利是以福州地下教会大分裂为代价的。虽然最终他将取得胜利，但这一持续近8年的内耗已经极大地消耗了福州地下教会有限的实力，双方神职人员和教徒的相互攻击在教众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许多教徒在旷日持久的内斗中失去了信心，一些进入地上教会，一些虽然没有进地上教会的教堂，却也不再参加地的活动了。上世纪90年代，福州曾经是东南沿海地下教会的重镇，影响力甚至越过长江达到北方一些地区。但是必须看到，这种影响力的取得，是依靠了杨树道的个人威望。林运团虽然能在福州打败自己的老师，但是他不具有杨树道经过半个世纪的磨炼才具备的威望。而且，由于他与栽培自己的老师势成水火，他原来所标榜的道德形象也备受质疑。因此，即使林运团最终取得福州主教的份位，在当前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依然以老人当家为主的局面下，作为小字辈拱翻老一代的福州教区的对外影响力也将被严重削弱。这同时也标志着曾经为一时风云之盛的“中国天主教四大忠贞教区”的全面没落。当然，福州教区具有深厚的“忠贞”积累，不能排除在中国天主教世代交替全面完成后重新崛起的可能。不过时不予林，在中梵关系的大博弈即将进入官子阶段的大前提下，再想中兴“忠贞教区”，即使真的去做，也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罢了。
3、福州内乱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延续下去。福州内乱持续时间之长，是自有地下教会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在此过程中，双方教众之间的对立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当2004年林运团被捕时，杨派教众所表现出的幸灾乐祸甚至让当地的地上教徒感到惊讶。而且，杨林内乱虽然表面上是双方为了谁更“愈显主荣”而争执，但实质里面包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这一点，只需从福州教区卖弥撒价钱昂贵的名声早已远播国外这一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一切矛盾都不是杨树道一死就可以解决的，温州地下教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林运团正式成为福州地下主教后，必将面对势力划分的大问题，原来手下的人要照顾，归顺过来的人要安置，一旦处理不妥，很可能就只能当大半个福州的主教了。
三、福州内乱对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世代交替的启示
1、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世代交替将全面加快。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成型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当时教务由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神职人员主持。这批神职人员多是建国前后就已经具有一定的资历了。经过近30年的时间，这批老神职人员都已到了垂暮之年，多是90岁左右的老人了。由于精力与经历的限制，这批老人无论从接受新思想、新技能还是从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能力上说，都已经力不从心。而由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在80年代的神父，年富力强，已做好了全面接班的准备，他们迫切需要发挥的舞台。老主教们却不肯让位，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因为他们没有文革受迫害的经历，在地下教徒看来，资历上不够完整，因此更加需要在诸如“对话合一”等方面做出有形的成绩来树立自己的威望，所以他们在面对地上教会时态度比较灵活，而这一点很不为老主教们所欣赏。如福州，杨树道多年来顽固坚持不与地上教会对话的原则，还多次辱骂当年的同事、如今的福州主教郑长诚为“叛徒”，令福州地上教会与地下教会的矛盾十分尖锐，相比之下，林运团则灵活得多。应该看到，地下教会世代交替是受中梵关系大格局影响的，中青年神职清醒地看到，中梵达成政教协议是早晚的事，若不趁现在先为自己占住地步，一旦进入实质性谈判，很可能成为教廷为了自身利益而弃掉的棋子，前途是相当可虑的。所以，林运团们才如此不遗余力，其实就是在抢时间。这次林运团公然抛出一次性祝圣10名神父的大手笔，很显然是认为发动最后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不惜与杨树道图穷匕见了。时不我待，这是地下教会中青年神职的普遍心态，而且地下教会权力比地上教会更少制约，因此，地下教会中青年神职向老一辈逼宫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2、中青年神职在政教问题上将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态度。即将走上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领导岗位的这批中青年神职绝大多数是80年代以后成为神父的，虽然他们中很多出身于天主教世家，但多数没有受到文革的直接冲击。受神职之初，由于国家的宗教政策尚未完全得到落实，他们中确实存在过激情绪。但是，随着这些年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手段不断成熟，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传统地下教会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同社会形势相适应。对此，这批神职也在进行思考，所以才有了 “温州模式”，即所谓的“地中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源于地下教会的中青年神职对今后发展和教会及人个前途的全面考量。尽管这种模式依然是以以下教会为道德依归，但在态度上较从前传统的地下教会毕竟灵活许多，这也就拓展了对其施加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的空间。
3、传统“忠贞教区”的格局将被打破。纵观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这最初几年显赫一时的四大“忠贞教区”，十余年间，各有变化，风光不再。保定教区自1992年范学淹死后，苏志民与安树新又相继下落不明，致使保定10万地下教徒沦为无牧之羊；温州原由苍南王益骏掌教，林锡黎却被人抬出来与王益骏争权，并得到教廷承认，导致王派与林派互相攻击，人称温州内乱，虽然王益骏于2004年1月去世，使温州内乱暂时告一段落，但王氏所遗的苍南一派并不心服，林氏又患老年痴呆，住进了地上教堂，“忠贞”名望大打折扣；上海范忠良虽为地下教会的“主教团团长”，但多年患病，早已不能用心教务，2005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数次进医院抢救，在笔者写作本文时，范忠良正在医院插氧气管，兼之梵蒂冈拒绝承认他挑选的助理主教而承认了金鲁贤主教挑选的邢文之助理，老怀无慰，颇露心冷迹象。因此，近年来，四大教区中只有福州教区独木支天，尚能勉强维持局面。但经过杨林师生这场斗争，福州地下教会已成两败俱伤局面。至此，四大传统“忠贞教区”全面没落。代之而起的，将是一批新的、由中青年神职掌教的教区，如几年逐渐崭露头角的魏景仪的齐齐哈尔教区。魏氏于1995年祝圣为地下教会的助理主教，以干练的作风、踏实的工作能力，迅速窜升为地下教会中名望颇著的人物，这在讲究按资排辈的地下教会中是非常少见的，这也是教廷赏识、有意栽培他的原因，所以在去年底还请他参加天主教世界主教会议。同时邀请的另3个主教都已年老体弱，不能成行，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唯独他是中坚骨干，很显然唯有他才是教廷此举的着意之人。地下教会完成世代交替后，会有一批新的“忠贞教区”冒出来，这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留意，早作准备。因为这批教区的主持人虽然可能会在态度上有所缓和，但他们的教皇集权主义分子和政治领域中的反对派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他们的政治标的依然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这是从龚品梅到现在的地下教会一脉相承的、根深蒂固的“理想”，和他们的斗争将更复杂，任务将更艰巨，这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四、教廷对福州内乱态度的解析
在福州内乱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梵蒂冈教廷对内争的双方都采取了一种相当暧昧的态度。按现行教会法典，宗座代表无权任免所在地主教。因此，林运团即使有刘裕政的信函，对杨树道和林佳善也没有效力。即使如此，刘裕政也没有出来说明信函是否真的存在。况且，作为中国有影响的地下教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教廷不可能不知情，作为最高主管，只需作一个说明，其事便可一言而定，但教廷却没有这样做。这与它在对待地下教会主教叙任上的一贯作风不符。这一点，可以从最近的一个例子看出来。
重庆万州教区地下教会势力从来极大，老主教今年已经87岁高龄，多次表示要挑选接班人，并请刘裕政向教廷代请。教廷一直不置可否。2004年12月14日，万州地上教会由90高龄的徐之玄老主教主持，在万州区索特宾馆召开天主教万州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44名代表与会，选举了何泽清神父为助理主教。这令地下教会极为紧张，于2005年5月2日至3日，在重庆渝中区召开应变会议，紧急推选了自己的助理主教，并报请梵蒂冈批准。但梵蒂冈在权衡利害后明确拒绝了地下教会的人选而承认了何泽清的份位。为安抚地下教会，由刘裕政出面做地下的助理主教的工作，动员他顾全教廷的大局，服从教廷决定，并安排其出国。2005年10月18日，何泽清助理主教在龙宝圣心堂举行祝圣大典，正式就任。稍后，地下助理主教赴梵蒂冈，行前对相熟的地下教徒表示，此生无望返国。
既然梵蒂冈在对待其它地下教会时能如此决绝，为什么在福州问题上却如此暧昧呢？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梵蒂冈也已经看到地下教会的世代交替是不可避免的，而新一代占据地下教会的领导岗位，是符合它的长远利益的。
老一辈神职白手起家建立中国的地下教会，为教廷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建下了桥头堡。但时至今日，这批人已经基本失去了利用价值。不仅如此，他们的固执还会是梵蒂冈进一步与中国政府博弈的桎梏。因此，在梵蒂冈眼里，这批老主教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也就是可以“荣休”了。
但教廷又不能公开支持林运团。杨树道毕竟为“圣父”吃过几十年的苦。如果将其弃之如敝屐，会使得其它地下教会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感情，从而沉重打击地下教会的士气。地下教会毕竟是梵蒂冈与中国政府博弈的棋子，不能布阵未毕先折将士。所以，梵蒂冈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眼睁睁地看着杨树道心力交瘁地被自己的学生一步步往死路上逼。教廷的沉默，就是它对林运团最大的支持。梵蒂冈是在等待问题的自然解决，说白了就是在等杨树道死，杨树道一死，杨派势力也就一了百了，届时再承认林运团，教廷方面就会名正言顺得多。
应该看到，不论是近年来对魏景仪不遗余力的扶植，还是在福州问题上的沉默，都是服务于教廷推动中国天主教地下世代交替的策略的。平心而论，教廷这一做法，相当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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