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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人問你是什麼人、或問你來自何地時，你會怎樣回答呢？還記得從前選修過一科有趣的科目叫做「中國人新身份」，當中的課題有提及香港人隨著年代的轉變，對自己的身份亦有轉變。七十年代的時候，有很多人由大陸逃難偷渡來到香港，當別人問他們是什麼人的時候，他們都很自然地回應「我是潮洲人、或是客家人、或是新會人......等等」，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香港不是他們的根，他們只是一個過客。經過時代不斷變改，香港亦由工業社會轉變為商業社會，人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亦改變了，當我們到外地旅遊時，當地人問 “Where are you from?”時，大家會好自然回答：我來自香港；是因為我們由祖父母年代開始，慢慢植根於香港，到我們這一代已經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當有人問你有沒有宗教信仰時，大家又會怎樣回答呢？
又是想當年在PolyU Katso的時候了，每年大學聯招放榜後，當新生們來學校註冊時，亦是團契同Katso招募教友的時候。當年我站在PolyU天橋上，向路過的新朋友問：「你好呀，我係理工大學天主教同學會架，想問你有冇宗教信仰？」除了有擰頭揮手的回應外，很多時候得到的答案是「我是基督教的」，我們當然立即發揮合一精神，將基督教的新鮮人或天主教的新鮮人轉介到所屬的學會。可能天主教教友比較含蓄，幾天的註冊都只有十數名教友新生留名。最近教青少年慕道班與同學們預備收錄禮時，令我反省作為教友的身份是什麼？ 
我並不是嬰兒時領洗的教友，而是小學時讀主日學後領入門聖事的。在上主日學時修女及導師們的教導，好像幾乎忘記了，但又可能已與日漸增長的知識融合在一起，現在只記得參與彌撒時，總覺得很累、很悶，時常與三五知己走到聖堂其他地方聊天耍玩；很奇妙的是在復活夜領受入門手聖事後，整個人好像充滿力量一樣，可能我期待已久的教友身份終於在當晚領受了，雖然一直都跟媽媽回聖堂，但始終與其他公教同學有分別，因為每當公教老師會在早會時要求公教同學留下，明明自己每個星期都會去聖堂及上主日學，但自己卻不是公教同學的一份子。在某年的復活夜後，我的身份改變了，除了普通一名學生外，我亦是一名公教同學了；而且參與彌撒時，亦不再走出聖堂，而是乖乖地參與彌撒。在中小學時，仍未很清楚教友身份是什麼，只知道每個星期要參與彌撒，在學校讀經及領禱而已。隨著人慢慢的長大，而從聖經中，亦認知了到「福傳」是作為教友身份的我們的使命。 
梵二文件中亦讓我們便明白作為教友的身份意義，教友是指「在神職人員及教會所規定的修會人員以外的所有基督信徒；也就是說，教友們以聖洗聖事和基督結為一體，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職務，在個人份內，執行整個基督子民在教會內與在世界上的使命。」（《教會憲章》 31節）。《天主教法典》224及 225條更肯定這傳教職務是教友藉著聖洗及堅振聖事所領受，有應盡的義務和應享的權利。 
而在閱讀《DOCAT ：天主教社會訓導》時，亦有其中一節是這樣的： #313 我為什麼一定要參與教會活動？ 「教會之外，基督徒可以參與很多優秀和有價值的組織。教宗方濟各鼓勵教會接受挑戰，不只停留在自己內，而是到『邊緣去......到人類生存的極限』去，到窮人那裡去。但是，不能只因為許多基督徒更情願參與教會外的活動，而忽略與教會內的兄弟姐妹合作，因而導致教會在社會上過度地分散，反而失去了自身改變社會的力量。過往的罪和難堪的個人經驗，都不是使我們從教會的社會慈善工作中退出的理由。嚴格說來，再沒有別的組織像『教會』一樣被解讀成一個由（主動的）執行職務者和（被動的）受益人組成的機構。教會是天主臨在於世的場所，是所有受洗者組成的身體，是罪人和聖人組成的一群人，我們全部是「教會」，而教會也始終把我們當作她的成員。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個天主教徒必須為了教會而參與教會，並以自己的方式與教會一起用福音的精神塑造社會。一個基督徒的力量是多麼有限！但團結在一起，我們就能夠成為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1) 當接受入門聖事後，我們增加了一個新身份 -- 教友，而這個身份分享了基督的君王、司祭、先知的使命，意味著我們有義務及責任去為教會、為堂區服務。我們往往覺得作為教友的身份，只要時常祈禱、每個主日參與彌撒，便已足夠，其他的教會的工作或堂區的工作，理所當然是神職人員們的工作，但其實我們要與教會內的兄弟姊妹合作，我們作為教會的肢體，教會的發展當然要有大家的參與。 
「若教會需要作出改變，那麼，教會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加爾各答的聖德蕾莎修女 (1910-1997)回答：『你和我』」(2) 。而我們是否願意接受我們這個已改變的身份，去為我們的教會服務呢？相信我們除了需要福傳外，我們亦要讓身邊的教友更加明白自己的身份，去為這身份作出回應。 (1)樂仁出版社、光啟文化事業翻譯，《DOCAT ：天主教社會訓導》。(臺北市：光啟文化，2018.04)。頁282-283。 (2)同上。頁282。 |